到年底了，又开始评先进了，我知道没有我的事，我也没想过要当先进。
组织科长把我们这些政工干部召到了小会议室，宣布评先进的条件，人数什么的，然后让大家选举。
汪主任第一个发言，真没想到，他居然选了我。他一本正经地说起了我的优点。尊敬领导，团结同事，正直无私，胸怀远大，还说我从不迟到早退。我差点笑出声来，再说几句我就成焦裕禄了。办公室李大姐又补充了几句，别人也不好说什么。我成了这一年的“先进工作者”。
会后，汪主任得意地对我说：“你明天写个入党申请书，我一忽悠，就能给你弄上。”
在党办工作不入党也不行，我就写了个申请，交了上去。三天后，李大姐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已经被光荣地录取为党员积极分子了。”以后，我就开始听党课了。
小干部入党可不容易，不是党员有多光荣，标准有多高，更不是把关严格。关键是怕你借这个跳板跳上去。
年终表彰大会上，我上台领了张奖状，加一张十五元钱的购物券。
有一天，厂长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你这‘先进工作者’班子会上有人不同意，是我拍的板。”哼！我还得感谢他，我真弄不明白，他是给我面子，还是给汪主任面子。
我去商店购物时，意外地发现赵大侠也拿着购物券购物。
“颁奖台上也没有你呀？你给谁买？”我问他。
“给谁买？给我呗。”他告诉我，车间主任对他说，“我知道你够先进，可先进的名额太少。奖状得给那几个老师傅，你别要奖状，他们得多少钱，你就得多少钱，别告诉别人噢！”
这主任真行，会当，难怪有人私下叫他“老狐狸”。
过了年，厂里有人议论石厂长用公款给自己在市里盖了几间房子（那年月，只要有熟人就能在市内批块地盖房子，现在批块地难了）。
“那房子才漂亮呢！光门就有十六扇。”那人用嫉妒大于羡慕的表情对我说。
又过了些天，市纪检委加局纪检委的人来厂里调查石厂长超标准盖房子的事，找了财务科、基建科的人。调查了一天，没宣布结果，人就走了。我原以为市、局两级纪检委的人来调查了一天，全厂都轰动了，走的时候怎么也要有个交代才对，没有，什么也没说，人就走了。
大家都在猜测是谁告的状，我知道他们怀疑谁，可谁也没说出来，我也不能乱说。
大约一个月以后，石厂长走了，回原来的厂里又当副厂长去了。
同时被调走的还有关书记，他被安排到局下属一科级单位当支部书记去了。走的时候，我看他很不高兴，厂里连个欢送会也没开，我看谁都没有那心思，毕竟不是荣升了。
局里又派来了一个新厂长，五十五、六岁，半头白发，是局里一个什么科科长。大家猜想，局里调走关书记，一定同这新厂长有关。不久，侯大侠也调走了，他的一个亲属是市水产局局长，同轻工局局长打个招呼，就把他调轻工局设备科去了。他是我在啤酒厂最好的朋友，他走后，我莫名惆怅了很多日子。
新厂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将党办与厂办合并为一个办公室。原厂办主任当新成立的企管科科长，汪主任当主任，把我调到了宣传科。厂长办公室的人比党办的人多，房间也大，汪主任搬到了厂办那屋。厂办的门上角有一厂办的牌子，汪主任把党办的牌子摘下悬空挂在了厂办牌子下面。党办原来办的厂报，这回落款为“两办”。他那几个朋友，都来祝贺他荣升为“两办”主任，一股抑制不住的喜悦陡然跃上了他那半秃的头顶。
这一年夏天，罗书记退休了，他六十一岁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家了。我帮他收拾了东西，几本书，几盆花，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