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早在司马元显之前，江左还真的经历过好几次“土断”，而这些土断对江左政权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西晋武帝太康五年，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上疏，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
江左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北方的汉人纷纷南下，他们分别居住于扬州、徐州、江州、荆州等地，这些人当时也被称为“侨民”。
经过多年战乱，东吴亡国时江左的人口也就两百万出头，大量侨民的南下使得人口得以充实，他们既能从事农桑，也是兵源的保证。
为了让侨民安定居住，江左朝廷及时出台了许多法令来保护他们，并且资助他们取得土地、生计；北侨为南人带来了财富，也使得南方更加繁华。
司马睿、王导等东晋士族高官几乎全是侨人，他们跃居最高决策层，当然会出台措施优待侨人。
表面看来是照顾弱势群体，其实就是照顾自己，实现“合情合理”的以权谋私。
由于侨置州县的存在，江左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户口本：
当地土著纳入正式户口，户籍资料由防止虫蛀的特殊药物处理过，呈现黄色，故而叫做“黄籍”；侨人纳入临时户口，户籍资料用的只是白纸，故而称为“白籍”。
与后世不同的是，当时的临时户口仅从免税为出发点的，其福利待遇远远好于正式户口。
“一国两制”的设计造成的后果当然是侨人占了便宜，可要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
给侨人免税，国家的财政就会少了一块税源，收入大幅减少。
侨置州县过多，造成衙门叠床架屋，官僚队伍臃肿、人浮于事、开支浩大，财政负担加重；侨人居所分散和多变，导使侨置郡县的数量和地理方位也经常改变，导致行政区划混乱。
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侨人业已渡过困难阶段，生活水平已与本地人无异。
然而，同朝为民但税负不同的现实，使侨人更加富足，而当地土著很不甘心，这些人开始弄临时户口混入侨人行列，从而实现逃税。
江左朝廷从增加收入，为了化解百姓的内部矛盾，于是颁布了“土断”的政策。
土断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虽然复杂，但简而言之，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在于两方面：
一是废除侨籍。所有百姓，无论来自哪里，以定居地点为据编入正式户籍。无论侨民也罢、南人也罢，都享有同等待遇。
二是废奴为客。
北侨不入户籍就可以不受束缚，如可以免税、免兵役。
寻常北侨因为获得的利益远大于损失，还是愿意入籍的。但是佃户或家奴，更愿意隐藏身份来换取免税、免兵役等益处；他们的主人也不愿佃户、家奴入籍。
朝廷发现这样的问题后，严令大户不得私藏未入籍之人，并且做出了各级官僚所允许能够庇护的佃户、家奴。——尽管这个规定一直没能真正得到推行。
对国家而言，土断政策有着许多益处，但推行却非常不易。
大司马桓温执政时，为了增加朝廷财力，缓和社会矛盾，于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日行土断法，史称“庚戌土断”。
他把从北方南来的民众与南方的土著一起编户入册，一起纳税。
这一政策受到南方人的热烈拥护，效果比较显著；土断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但桓温去世之后，这一次土断也就此终结了。
由此也不难看出，实施土断必须有强权护航才行，因为士族、佃户、家奴是不支持土断的，而土断的对象正是这几类人。
佃户、家奴本是豪族私家之物，尤其是家奴。
废奴为客之后，佃户解除与主人的雇佣关系，家奴也变成了国家公有之物，他们的产出中的一部分由私人收入变为了国家收入。
最开始实施的土断政策，为鼓励北侨入籍所制订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这使得北侨有种被诱骗的错觉。
南人虽然不必担忧身份，但却承担了实施土断过程中产生的负担。
土断可以使朝廷获得稳定的兵源，同样也可以增加税收充实国库，这对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但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有时候却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有时候还不可调和。
这次土断的命令一发，瞬间就让江左的百姓受到了一万点心灵伤害，特别是三吴地区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