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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五章 城里城外(下)(2 / 2)

“城里那群人靠得住?怀观兄弟还指望他们呢?”

他们和城里的高等华人,不是一类人。

城里的高等华人可以和荷兰人谈笑风生,有正当的产业,或是包税、或是承包专营总还能交得起那两个银币的丁税。

城外的华人许多就是一群奴工,历史上荷兰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后,成立了对华贸易委员会,直接与满清在广东交易,巴达维亚中转港的优势地位渐渐消失,一些船主去巴达维亚赚钱的营生,就是运送福建契约奴,要不也得空船去。

城里城外,两边的心思根本就不一样,劲儿也使不到一处去。

站在城里华人的角度,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甲必丹、雷珍兰、糖厂承包者、富商、包税人、放贷者。

他们也不希望城外的华人起义。

一则两边的阶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悲欢并不相通。

二则城里的华人作为经营者,城外的暴乱也会影响他们的产业。

三则他们一直试图融入荷兰的统治阶层,一个稳定的荷兰殖民政府,有助于他们的产业和利润增长。

四则就是担心城外的华人起义,他们会受到牵连,导致觊觎他们产业金银的荷兰人,趁机把他们流放,把金银吞掉。

第二类,是小手工业者。

比如厨师、开饭馆的、做小生意、货郎、磨剪子戗菜刀补锅的手艺人等等。

他们完全是骑墙看的态度。

如果起义成功,或者迫使荷兰人接受了条件,废除了人头税,当然是好事。

他们也得缴纳人头税,若能城外那些人死一些人,流一些血,他们也能跟着沾光,当然是好事。

如果起义失败,按他们想,荷兰人也不会为难他们。

因为巴达维亚除了大宗的海运贸易、和公司垄断经营的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华人撑起来了巴达维亚作为一个城市的繁荣。

没了他们,不但公司每年要少收几十万银币的税,而且巴达维亚也就瘫痪了。

而且因为荷兰人的殖民政策,这些小手工业者对荷兰人的恨意,其实在他们头顶的华人包税人之下。

毕竟荷兰人一般也接触不到,华人有自己的圈子。但是,米市、鱼市、赌场、唱戏、小生意、酒水等等这些,都是被高等华人承包的,衣食住行,连拉屎都有包税的。

可以看成是宋时的买扑制,年初拍***如米市,花1000盾拍下来,先把钱往殖民政府一交,今年能收多少税,全看各自本事。包税人……是有本事刮地三尺的。

对于城外的华人,这些小手工业者则处于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心里同情,但要让他们跟着一起干,也会犹豫;有穷弟兄跑来藏着,也能帮一把;但和外面那些交不起人头税的苦哈哈一起造荷兰人的反,却又不太敢。

就算城外那群人打进了巴达维亚,遭殃的是荷兰人和高等华人。就算“均田免粮”、“分配土地”、“糖厂充公”,也和这些这些小手工业者没关系……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就像是卖馄饨的,他就不信城外的奴工华人起义成功,能把他的馄饨摊子抢了?

最多也就是吃碗馄饨不给钱而已。甲必丹倒是不屑于吃馄饨,但要是真吃馄饨,就算给钱,也不敢要啊,无甚区别。

城内城外因为阶级不同,心思各异,此时也很难用一种和阶级叙事不同的共同体,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城外的人多,有力量,有胆魄,敢牺牲,敢流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但是,没钱、没人际关系。

没钱,也没有人际关系。也就搞不到枪、搞不到炮、搞不到火药。

城里的人,有钱,有人脉有关系,能搞来枪、炮。

但根本又不支持起义。

历史上起义爆发的时候,城外的奴工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城里的人半数在骑墙,半数还相信荷兰人会公正地对待他们,毕竟荷兰人“是讲法律的”。

结果就是城外打的热火朝天,城外的华人乌衫党、无裤汉,和荷兰人打、和印尼雇佣兵打、和绿教酋长骑兵打;城里的人,却遵守荷兰人的命令,将手里的武器哪怕小刀都交了出来,直到荷兰人的屠刀落在手无寸铁的他们头上。

而那些没有被屠戮的高等华人,或者提前告密的四位雷珍兰,则对城外的起义者恨到了极点,认为是他们的暴乱才牵连了自己。顺带雷珍兰和甲必丹,在起义爆发之前还在勾心斗角,雷珍兰绕开了甲必丹直接去总督那打小报告,为的是将来做甲必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连怀观居然说出要靠甲必丹、雷珍兰们与荷兰人勾兑勾兑,跟请愿似的解决这件事,也由不得黄班等人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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