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拥有三个旅的标志，下辖第二○二旅陈光斗所部、第二一四旅赵晋所部，新编独立第一旅陈新华所部，另附设一个山炮营。这支部队奉命从太原北上。由于是初上战场，因此全军士气高昂。但抵达到大营受孙楚指挥之时，孙楚已经据平型关外百姓的报告，确认八路军已经到达太白山区，于是转变决心，决定出关决战，命令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向齐城联系第十七军从团城口出击，以拊敌侧背。
而在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抵达大营的同时，第十七军在团城口、鹞子涧、西泡池间一线，正不断遭受日军的猛烈攻击，不过守军顽强阻击，阵地反复争夺，已是岌岌可危。而且主攻平型关的日军第五师团不断源源北展，令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惶惶不安。一听说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发出难以支持的求援，并且不断直接要求预备第二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而以郭宗汾奉令出击为由，拒绝执行高桂滋的命令，一时双方争执不下。
对于这种互相扯皮的情况，身为第六集团军代理总指挥的孙楚竟然没有作出明确节制，孙楚虽然知道知高桂滋是有意避敌，但又认为只要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集结完毕，一展开攻击，便得立解纠纷。所以也就抱着和稀泥的态度，对于麾下两个军长的争执听之任之。
9月24日夜晚，日军对第十七军阵地右翼的西泡池和团城口两段，发动全面夜袭，高桂滋感觉形势日益严重，便要求已经开到齐城的预备第二军一部就近增援于西泡池，但这一要求又遭到了郭宗汾的拒绝。而当天夜里孙楚又得到八路军方面通报：**所部已阻截平型关、东河南敌后的公路，选择了日军必经之路而又非常适宜进行伏击战斗的战场，以两个团截击和分割行进中的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断敌退路，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敌人增援部队，以一个团为预备队的作战部署，即将对日军发动伏击。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岭挺进，接应团城口、平型关大军进击。似的孙楚认为第十七军防线的危机只是暂时的，完全可以坚持。因此命令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全力出击，万不可分割应付，陷于胶着。而要求高桂滋必须镇定固守，不得动摇。又以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名义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送去了“25日平型关出击计划”，说拟以8个团兵力，配合第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反动全面进攻。
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毕业于陕西军校。早年曾任陕北镇守使署连长，后加入胡景翼靖**。胡景翼虽然起兵于西北，也属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范畴，但与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倒直”之后，却被私心膨胀的冯玉祥任命为河南军务督办，赶出京津。随后胡景翼以国民革命军南下中原，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胡景翼遵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不仅邀请李大钊到河南，共商革命大计。为国共在河南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更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因此胡景翼所部高桂滋虽然是陕西人，但自成一系，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却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高桂滋在北伐战争之中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暂编第十九军军长，******军四十七军军长等职位，可以说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并无直接联系，只是由于受到蒋介石中央军排挤的，才在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倒蒋之中，在1930年在山东莒县举旗反蒋。中原大战之中，以“讨蒋军”第十路总指挥兼鲁南警备司令的名义，受冯玉祥的节制，在山东一带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展开激战。
1930年10月，阎、冯战败，其残部纷纷败退山西，高桂滋所部残余兵力4000余人也被迫退至山西平定。不久，胜利的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对退入山西的军队进行整编，高桂滋所属三个师被编成三个团，番号为陆军第十一师，受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节制，高桂滋本人则由军长降为师长。
高桂滋部大多是陕西人，但又不属于西北军的序列，因此在山西处于尴尬的“客军”的地位。因此，在退入山西之后，该部既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也得不到“晋军”的信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士兵常常三四个月领不到军饷，即使领到了，由于物价飞涨，他们也常常入不敷出。他们每天的菜钱只有七八个铜板，只能吃到荞面、小米，甚至连汤也喝不上，不少士兵都面黄肌瘦。
上面还经常不给换装，士兵们不得不终年穿一身灰色的军装，穿的鞋子、袜子没有底，有的连被子都没有。到了冬天被冻伤的士兵很多，可患病之后也无人问津。至于军官打骂、体罚，那更是常见的事情。在士兵中间流传着“阎老西土包子，关饷关的纸票子；阎老西不吃香，破鞋破袜破军装，吃的小米掺着糠。”以这样的军容士气去对抗齐装满员的日军精锐，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不过在抗日战场之上，高桂滋所部还是表现出中**人慷慨赴难的精神。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又驱逐东北军汤玉麟所部，鲸吞热河。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沿线拒敌，日任第八十四师师长的高桂滋率领所部在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率领之下奉命防守冷口要隘，坚守十四天，伤亡官兵1800余人。“芦沟桥事变”之后，高桂滋又率部归汤恩伯指挥，开赴北平西北约50公里的南口一带阻击日军。在井儿沟、喜峰砦一带与日军激战。汤恩伯部于南口惨败，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还担任总后卫队，掩护各部友军退却。因此可见高桂滋和第十七军并非不愿抗日，而是无忿晋系歧视所部的态度。
1934年10月而在陕北“剿共”的战场之上，高桂滋所部在孙楚的指挥之下便屡遭重创。因此高桂滋从根本上藐视孙楚的指挥权能，认为孙楚在平型关战场之上也是有意识地要牺牲自己这支杂牌军，来让晋绥军独占风头。由于这种错觉而产生的怨愤，最终令高桂滋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泡池一线战地，全军退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靠刘茂恩军的第十五军，共同保存实力。
临战退缩，保存根本本是军阀混战多年之中杂牌军的生存模式。但是孙楚作为前敌指挥，没有将战情作详尽的传达。令高桂滋根本无从知晓八路军已到敌后，认为在蔡家峪、东河南间合力歼敌，不过虚构的愿望。最终令高桂滋为了对孙楚、郭宗汾发泄似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碰钉子去。孙楚本人事实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后高桂滋向阎锡山报告，仍以执行所预示的“砂河会战计划”为托词。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只能苦在心头，对杂牌客军的故态复萌也无可奈何。以后阎锡山本人在吕梁山集训中，偶尔同晋军将领回忆起平型关之败，仍愤慨地说：“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但事实上高桂滋所部在一线抵达日军进攻四天，晋军方面毫无支援之意。眼见晋军预备第二军近在咫尺，却若无其事，一直没有行动。四天守备团城口，第十七军共伤亡官兵2600余名，下级军官几乎伤亡殆尽。战后所余战斗兵已经不足2000员。高桂滋即使再有爱国热情，此时也不得不撤出阵地了。
而无论如何9月25日对于平型关战役而言无疑是一个充满着转折性的日子。<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