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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
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那就是颠覆神道教。
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将其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肯定其地位继承“万世永继”。与此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国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这一貌似君主立宪制民主的表象，当时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英国取消了自“黑船”打开日本国门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随之纷纷效法。在西方人眼里，天皇不过是一具伊丽莎白女皇式的华贵偶像，而偶像不可能对现实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羁绊。
1893年颁布的出版法，禁止一切诋毁批判天皇的言论。1898年、1900年的内务省法令，以及随后出台的新闻法对出版物和报纸进行了限制。报纸须按照统一格式报道天皇及皇室，并使用专门的敬语，天皇照片的使用则要服从相关的*安法规。
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所谓皇帝的诏书、敕语，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文，很快就会忘在一边。但在此后的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诏书或敕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它们，先必须按要求戴上白手套。万一发生地震、火灾，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拿，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这些纸卷儿。有的校长因紧张在宣读中发生口误，或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事后多次发生以自杀方式来谢罪的事件。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无论身处本州、九州，还是远在北海道，每天早晨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六十秒，再向天皇的御照躬身行礼。
在每天都有的修身课上，孩子们首先齐诵：“神的子孙天皇陛下，我们7000万国民将天皇陛下作为神而敬仰，作为神而爱慕，为而天皇效力”。
修身课结束前，老师几乎每次都要问男学生：“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声音齐声回答：“为天皇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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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无疑是日本人特别是军队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
因为有某种道的渗入，它的残忍，比起一般常见的激愤式、发泄式的残忍，显得决绝、冷静而又持久，且多少进入了“术”的层面，这“道”自是武士道了。
十五、十六世纪的日本，内战沸反盈天，武士及谋臣为各路诸君、领主争夺土地，问鼎江山，将二百余年的历史掷去了腥风血雨里。武士家族的小孩，从小就受切腹教育，七岁时*童给以短刀，*童给小匕首，教育他们要遵守武士的规范；男子十五岁时，行授武士刀的成人礼，给一长刀用以杀人，给一短刀用以切腹。在此一成人礼中，男子受指导如何切腹，如何拔刀在自己肚子上的某个部位下刀，女子则教她如何为保贞洁而割断自己的颈动脉。
在日本关于阐述武士精神及其修身养性的大量典籍里，流传年代最长、最富影响的是《叶隐》，历来被奉为武士手册。其作者是山本常朝（1659—1719），书里最有名的两句话就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由此，引申出武士们的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地服从，对死亡的蔑视。
现在日本人打小起，就开始被灌输这些观念。中学男生通过做一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或冬天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洗冷水澡来学习武士精神。还有就是通过惩戒的方法，如在骤雨般的鞭打中要孩子们学磐松一样纹丝不动。
在日本军队里，士兵们很多时候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相反者常被视为贪生怕死。连队中常常没有医务兵，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对自己生命的翦灭，被视为春雨后自然地割一茬新绿的韭菜，樱花烂漫后凄美的凋落，那只是大和民族自己的事。为着其西方人不可理喻的“神秘”，及其某种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性，或许还会被称为世界上的第N大奇观。
武士道却不仅如此。武士们所标榜的是精神上内在的优越，其本质却是外延性的，即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这才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弟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练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许多的武士，都是在14、15岁这个年纪开始“实习”斩首的。《叶隐》中还有一个例子，佐贺锅岛藩主祖直茂，对儿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抓了十个囚犯排成一列，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9人，看第10人是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便说：“已经有杀人的感觉了，就让那家伙活吧。”此人才免斩得救。
武士道时，将其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概括的简单点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如此贫乏的杀人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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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
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少有超出这利益取舍的“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的理性区分，更遑论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很长一段时间像打麻将一样得心应手的“落后”与“进步”、“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动”的政治鉴定。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
多数日本人心里，“义”不“义”战另说，就算是不“义”之战，但不管是什么人，干了多么不好的事，只要为日本与天皇“体面地一死”，他们就已经与人间的是非无碍，飘飘欲仙，上天成“神”，而成为后人祭拜的对象。
“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这个民族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三百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这个民族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是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
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这即是说：
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可以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没有熟悉的旁观者也就没有了耻辱感，对圈子以外的人即便做出违反常规的事也不会有罪恶感……
当前一些日本人因害怕背上“残忍民族”的标签而拒不承认战争的罪过，不能不说也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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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存恐惧。日本特殊的地理，使得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频发，日本始终是块晃动不停的陆地，日本人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由此引发的生存焦灼。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
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
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日军在中国的残忍，更有着来自于信仰与原始性恐惧的双重动力。
也就是说，日本民族的原始劣根性，即进化过程中遗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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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新渡户稻造。此人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巴的摩尔的霍普金斯大学。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丽国小姐玛丽，彼此渐生情愫。玛丽是教友派信徒，为了追求玛丽，新渡户也变成教友派信徒。玛丽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坚决反对女儿与新渡户结婚，但玛丽此心不老，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丽国女性。婚后两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丽国式的。玛丽不说日本话，也不顾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仍然按照美丽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却为大和民族办了一件仅靠日本人办不成的涂脂抹粉的好事——她帮助丈夫写作、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即为《Bushido》（武士道）。此书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文化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行径，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此书初版于1900年，在这前几年，国际舆论已为“旅顺大屠杀”而震惊——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个部分，1894年11月21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攻打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事后，收拣的遗骨、遗灰合葬为一座“万忠墓”，入墓的受难者约有1万8千人。而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A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对这一大概是日本武士道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施虐荼毒的事件，除有少数报纸被日本驻外机构所收买而保持沉默，或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外，但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标准报》（Standard），美丽国的《世界日报》（TheWorld）等重要报章都激烈地批判了日军暴行，称其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指出“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已充分暴露其野蛮本性。”
玛丽不说日本话，也不顾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仍然按照美丽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却为大和民族办了一件仅靠日本人办不成的涂脂抹粉的好事——她帮助丈夫写作、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即为《Bushido》（武士道）。此书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文化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行径，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此书初版于1900年，在这前几年，国际舆论已为“旅顺大屠杀”而震惊——
《Bushido》一书的问世，藉助其优美典雅的英文，以及对于西方人心理的深刻洞悉，对于消弭化解国际间的不利舆论，将旅顺街道上的滚滚血水化为汩汩雨水，自当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此书得以在美丽国再版。因日俄战争中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国际间更加深对日本的兴趣，《Bushido》即变成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一时风靡于欧美知识界，于是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就是“武士道”。